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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與蔣子龍近日合影

2018年12月1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作為全國百名“改革先鋒”人物：蔣子龍從黨和國家領導人手中接過“改革先鋒”獎章。當代中國作家中，只有蔣子龍和已故的路遙兩位作家榮耀入榜—— 我仿佛看見，路遙正在天堂上對著蔣子龍微笑，兩人互致鼓舞和問候。此刻，我腦海里翻騰起40多年前與蔣子龍“初識”、“共識”的件件往事。

那時我還是北京電子管廠（今北京東方電子有限公司， 即“京東方”）的一名小青工，后來成為《北京文藝》雜志社（今《北京文學》）聯絡輔導的工人業余文學愛好者。熱切關注著國家的“工業文學”創作，并且特別發奮地學習和訓練，期望自己也能為此做出一點小小的貢獻。

1976年，《人民文學》第一期推出了蔣子龍的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這也是該刊自1966年?？髲涂牡谝黄?。蔣子龍敢寫，《人民文學》敢發出這篇佳作，都是一種時代突破，是需要極高的政治勇氣的。寫的是機電局長霍大道如何排除極“左”干擾，大刀闊斧地抓革命，促生產，將工作引導到正確的軌道。工業題材小說竟然能不寫敵我斗爭，不寫局長、廠長、車間主任是壞人，反而把他們樹為英雄人物，大力地歌頌他們，真是石破天驚啦！小說居然還能這樣寫，蔣子龍真是神一樣的存在??！

1979年和1980年，蔣子龍又連續發表了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和《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這兩部劃時代的作品，后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文學的開山之作”，蔣子龍也由此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文學第一人”。此時，中國改革開放大幕已經開啟，人心思變，全國人民鉚足干勁奔小康……而我也已經離開工廠，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就讀。雖如此，我仍認同自己的“工人階級”身份，堅持著摸索“中國工業題材”的業余創作。蔣子龍在我心目中，依然是神一樣的存在。

1982年我畢業回京，進《光明日報》社做記者編輯。我依然眷戀著我的工廠，熱切關注著蔣子龍為代表的中國工業題材文學。

此時，蔣子龍繼《喬廠長上任記》、《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拜年》榮獲三屆全國短篇小說獎之后，又有《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獲得三屆全國中篇小說獎，其后4部長篇小說《蛇神》、 《子午流注》、《人氣》、《空洞》也接續出版，真可謂厚積薄發。萬花筒一般，有寫青春人物的，有寫社會變化的，有寫共和國大事件的……然而萬變不離其宗，他始終熱切關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追蹤和及時反映出中國人民在前進的每一過程中所遇到的社會矛盾，不回避，不粉飾，直面艱辛。

“作文先做人”，這是蔣子龍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一輩子踐行之。后來我親身經歷而讓我感動的一件事是：2012年元旦這天，北京東城作家協會和東城圖書館擬以“讀者與作家見面會”的形式，請蔣子龍來京與讀者共迎新年。那時，子龍先生是中國作協副主席、天津市作協主席，“官”位既高且名滿天下。而聽眾都是基層的普通人，有工人、農民工、街道干部、中小學教師，甚至還有不少街道的大爺大媽……面對這么一場公益講座,蔣主席一口答應了我的邀請，讀者們自然是歡天喜地，翹首以盼。元旦一大早，子龍先生6點鐘就摸著黑出門了，急煎煎驅車趕到天津到北京的高速路口，誰知天公不作美，卻因有霧被封了路。子龍先生忙又急煎煎趕到火車站，可是所有車票全賣光了。此時，他完全可以對這場基層的公益講座說一聲“拜拜”了，誰也不會埋怨的，然而他不想辜負那么多盼望著他的大爺大媽們，他人性中的正直與善良不允許他放棄。于是，子龍先生又一次驅車趕到高速路口，心急火燎地等了一個多小時，終于放行了！在上午10點半趕到位于北京交道口的東城區圖書館，在熱烈得要掀翻屋頂的致敬掌聲中，開始了他嚴肅的講座。之所以用上“嚴肅”這個定語，且請看他的題目《人成精了,文學怎么辦？》，一看就帶著火力呢。子龍先生從當下文學和藝術界存在的為獲獎而暗箱操作的現象開講,逐漸旁及社會心態上存在的種種浮躁、虛夸、自私自利、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等的“成精”現象。最后，他把一個嚴肅的命題擺在聽眾面前:“尋找靈魂——不僅文學要找到支撐書寫的靈魂,我們每個中國人,也都要找到支撐自己生活的靈魂。讓我們不妨像那些默默奉獻在基層的工人、農民一樣,傻一點,多下點笨功夫,不做‘精英’而做‘傻英’……”講座結束后，當我對他再次表達感謝時，他卻客氣地說:“是我要感謝你給我的這次機會——能在新年第一天來北京，和大家伙一起談文學、談讀書,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這個不平凡的元旦讓我收獲多多?！?/p>

蔣子龍已出版個人著作近百本，據說，有不少人很怕蔣子龍先生。他有個外號，叫啥“兇神一號”，不知是誰瞎給起的，因為我從來也沒覺得他是什么“兇神”。不過他的性格確實很硬。而且獨立思考，絕不人云亦云；而且忠于信仰，絕不跟風；而且有原則，絕不嘻哈拉扯通融；而且不聽勸，九頭牛也拉不回頭；而且無所畏懼，心底無私天地寬。

我一直是子龍先生的忠實崇拜者，不僅因為他是中國工業文學第一人，更重要的是他端正的人生和清白正直的做人。我還清楚地記得是怎樣跟他相識的：那一年在天津的一個文學活動上，我初次見到他，即以“半個天津人”的身份套磁，請他為我們《光明日報》副刊賜稿。后來他果然為我們寫了多篇佳文。那時還沒有電腦，來往函件均是手寫，我稱他為“子龍先生”，這里不僅有文化界的行規，更含有“尊敬老師”之意。后來熟悉起來了，稱呼改為“蔣主席”，不僅取其簡潔響亮、朗朗上口，還有一層友人間的親密——當然，卻一點也無任何官意。

我不怕蔣主席，因為他在小人物面前從來也沒擺過譜。相反，越是普通人向他開口，他越是傾力相助。嘗見有文章記述了這么一件事：某年隆冬，沈陽氣溫已達零下十幾攝氏度，有朋友開了間小書店，請他去簽名售書。他半夜到達沈陽，在候車室等到天亮。上午與大學生對話，中午沒顧上吃飯就去簽名售書。因為讀者太多，都往上涌，小老板怕擠壞了柜臺，便商請蔣主席能否在店外擺桌子簽？蔣主席硬仗著一身熱血和情懷，一直簽到天黑，手指和身體早都徹底凍僵了——真是要命了，別說是全國人見人識的大作家，就是在最普通的文藝家隊伍里，誰見過這么“傻英”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