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4月上旬的一個上午，在瑞士與德國邊界附近一處山頂酒店的咖啡廳里，梅花制表廠的廠長卡羅先生，陪同我們三個中國人一邊喝咖啡，一邊聊天?？Х葟d四周的墻壁全是透明的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圍起伏的山峰覆蓋著晶瑩的白雪。由于緯度的關系，再加上歐洲的雪線比較低，這個季節，山腳綠草如茵，山頂白雪皚皚，成了歐洲中部地區獨特的風景。我們在瑞士的公務已經結束，原定今天上午趕到德國慕尼黑，行程中并沒有到這個山頂酒店喝咖啡的安排，但德國方面前來接我們的人，中途車子壞了，打來電話讓我們自己找個地方等他，于是卡羅先生帶我們來到了這個咖啡廳。本來等人是件令人焦急的事情，特別是等待爽約的人?？梢槐倘缦吹奶炜?，和煦的陽光，寧靜的雪山，醇厚的瑞士咖啡，帶給我們一種十分愜意的享受，我們反倒不急了。趁此機會，我和卡羅先生聊起他的手表和他的工廠。

歐洲有梅花嗎？我曾經查閱了有關資料，梅花的分布地區不包括歐洲。這次和卡羅先生當面核實，至少他沒有見過梅花。但歐洲確實有中國人熟悉的“梅花”，就是瑞士生產的梅花牌手表。誕生于1919年的梅花表，早在1959年就由當時的商業部通過招標采購進入了中國，并且受到中國人的喜愛。那個時候梅花表不僅是奢侈品，而且不是誰有錢就能買得到。能有一塊梅花表，絕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那么將近百年之前，見都沒有見過梅花的歐洲人，怎么想起來要制造一款梅花表呢？卡羅先生說，其實梅花表在瑞士叫作“鐵托尼”，表盤上也沒有那個中國人所熟悉的梅花標志，只有字母“TITONI”。上世紀50年代初，新加坡華人辜美佑先生想要代理瑞士手表，他給許多瑞士手表廠商都發了信件，只有梅花表的老板史洛普先生回復了他。1952年史洛普的兒子布魯諾從美國留學回來，接了父親的班，并到新加坡找到了辜美佑先生。他們不僅達成了代理協議，而且決定要充分考慮到亞洲人的文化，凡銷往亞洲的鐵托尼手表，均增加梅花標志，這才有了梅花表。換句話說，梅花表是鐵托尼手表中專門銷往亞洲的品牌。我們同行的三個人中，有一個就是梅花表的代理商、河北冀州鐘表百貨公司經理常彥群。老常對于這種同一款手表國內國外兩種名稱的現象頗有體會，他說改革開放之后，許多中國人去了歐洲，甚至去了瑞士，要買梅花表，居然找不到。一些人開始質疑：什么瑞士手表，連人家瑞士人自己都不知道。當時多數歐洲手表店的服務生，確實不知道他們銷售的鐵托尼在中國叫梅花。常彥群清楚地記得，最初代理梅花表的時候，經常需要不厭其煩地向顧客解釋為什么瑞士生產的手表瑞士人不知道。當然，顧客就是上帝，當腰包漸鼓的中國顧客成了全世界奢侈品的上帝之后，今天再去瑞士，任何一家手表店里都有梅花表，甚至是專柜。

卡羅先生輕輕呷了一口咖啡，有幾分感慨，他進入梅花表廠馬上五十年了，由一名制表工人當上了廠長，他的老板也由史洛普的兒子布魯諾，換成了史洛普的孫子丹尼爾。這期間梅花制表廠有過順風順水的年代，也遇到過艱難的考驗。1980年的時候，工廠發展到鼎盛時期，員工達到200多人，每年生產50萬只機械手表。就在這時，日本和香港等地價格低廉而又外觀精美的石英表，對瑞士機械表形成猛烈沖擊。那時候許多人甚至悲觀地認為，機械表的時代已經終結了。面對石英手表巨浪來襲，梅花制表廠沒有隨波逐流地也去生產石英表，而是集中精力把機械表做得更好，壓縮產量提高質量，在質量提高的同時提高價格。實踐證明他們的決策是正確的，梅花表不僅挺了過來，而且迎來了機械手表的又一個春天。上世紀50年代和梅花表同時進入中國市場的其他品牌，基本上都被別的企業兼并了，唯有梅花制表廠還在屹立著，成為瑞士所剩無幾的獨立的家族制表企業之一。說到這里，卡羅先生望著我們，真誠地說：當然，我們要感謝中國市場，感謝常先生。

卡羅說的常先生，就是常彥群經理。改革開放之后，梅花表能夠擴大在中國市場的銷量，常彥群功不可沒。他是天津知青，回到原籍插隊，后留在了冀州鐘表百貨公司。他發現每年按照計劃分配給縣里的幾只進口手表，包括梅花表在內，根本沒有銷路。與此相反，進口手表在大城市有銷路卻沒有貨源，這種差別不就是商機嗎！于是，常彥群和同事們一起，開始到外地的縣級百貨公司收購進口手表，然后再轉手賣給大城市，利潤自然可觀。但在計劃經濟尚未完全破冰的情況下，這樣操作利潤和風險同在。用常彥群的話說，當時也是捏了一把汗的。好在很快改革開放春潮涌動，已經與手表結緣的常彥群，走上了手表經銷的不歸路，一輩子的心血智慧都用在了手表的研究和銷售上，成為手表銷售領域改革開放的弄潮兒。他不辭辛苦，用心做事，又善于捕捉商機的素質，受到香港一家知名公司老板的青睞，幾次聘請他做該公司天津分公司的負責人，年薪5萬元。要知道在當時的中國，最富有的代名詞是“萬元戶”，5萬元那絕對是普通中國人想都不敢想的巨款，但被常彥群婉言謝絕了。不是因為薪酬多少，是因為那家公司的業務與手表無關，而常彥群已下定決心今生今世以身許表。通過市場運作大幅度擴大銷量的做法，得到梅花表亞洲市場部的贊許，冀州鐘表百貨公司取得了梅花表的代理權，成為中國最早取得瑞士手表代理權的兩家公司之一。此后，又陸續代理了瑞士的卡天龍、勞特萊，日本的東方等品牌。1985年，常彥群在天津的一家街道旅館租了兩間房子，舉辦了只有十幾位客商參加的第一屆冀州鐘表百貨公司的鐘表供貨會，從第三屆開始，回到冀州舉辦。到第十屆的時候，供貨會的規模就已經在全國同行業當中首屈一指了。每年一月中旬，包括北上廣深的鐘表經銷商，以及亨得利、亨達利這些知名老店，都來冀州訂貨。瑞士梅花表的老板丹尼爾等國外知名制表廠的老板也紛紛前來助興。冀州容納不下踴躍參會的客商，就分出一部分住在衡水，甚至還有一部分住在石家莊。人們不畏寒冷，千里奔波，從四面八方來到這個縣級市，感受這里的氛圍，分享這里的友情，在這里觀察鐘表市場的風向。在常彥群嘔心瀝血的經營下，冀州鐘表供貨會成了中國鐘表界的盛大節日，冀州也被當年的商業部認定為和北京、廣州并列的三大鐘表交易中心之一。為證明資源稟賦和地方產業并沒有必然關聯，新華社曾經總結了當年冀州“三大經濟現象”：不生產生鐵焦炭，卻擁有亞洲最大的采暖制造企業“春風暖氣片廠”；不生產茶葉，卻擁有中國茶飲料第一品牌“旭日升”冰茶；不生產手表，卻擁有全國最大的手表交易中心之一。當時我在衡水地區行署分管商貿工作，地委、行署主要領導反復交代一定要支持常彥群的工作，把手表銷售的市場做得更大，把手表交易中心的品牌擦得更亮。我們這次出來就是參加瑞士國際鐘表博覽會，并考察歐洲手表市場。在參加博覽會的間隙，我們來到位于索羅頓州的格林肯鎮，梅花制表廠就坐落在這個鎮上。這個只有1.6萬人的小鎮，有梅花，雷達，依他，摩凡陀等近10家手表工廠。丹尼爾先生陪我們參觀了制表的全過程，并向我們介紹了工廠的情況。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點，一是他們對于手表質量一絲不茍的精神，每塊手表的150個配件都精心檢驗，每一款手表都從六個角度進行撞擊試驗；二是他們人性化的管理。他們應當是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了，但卻十分注重培養“以廠為家”的理念；三是他們和常彥群之間的默契，看得出彼此都明白雙方相互依存的關系。

也是這次來到瑞士，才發現“中國的常老板”比在國內知名度更高。這樣國際性的博覽會上，到處都有同他打招呼的人，每天都有人向他請教拿貨不拿貨。這時候，回頭再看冀州手表交易中心更覺得是一個奇跡。那樣一個縣級市的鐘表百貨公司，那樣一群戴都沒有戴過瑞士手表的人，居然當起了國際品牌的代理，而且做得風生水起，做得全國知名，世界知名，常彥群還當選為中國鐘表商會會長。在中國和瑞士關于建立“中瑞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中，他就是以中國鐘表商會會長的身份參加代表團，并作了《增強互信合作共贏努力開創中瑞自貿區廣闊的經營空間》的發言，為中國鐘表界贏得了話語權。如果說梅花在瑞士是一個品牌，那么梅花在中國則是一種品格，常彥群就是具有梅花精神梅花品格的人?，F在的流行詞匯中，迎難而上叫“逆襲”，梅花是最典型的逆襲盛開，在冰天雪地百花凋零，人們普遍認為不是開花的季節，它卻凌寒綻放。常彥群的成功也是逆襲，在人們認為不可能，辦不到的領域，他傾情投入不畏艱難，一步一步攀上頂峰。至少在我的意識中，梅花就是老常，老常就是梅花。

接我們的車子終于來了，卡羅先生送我們下山。山腳的湖水波光粼粼，綠中泛藍。瑞士是個內陸國家，但卻到處都是湖泊，比在沿海城市見到的水面還多，成為瑞士一道美麗的風景，留給人難忘的記憶?；貒蟛痪?，我因為工作調動離開了衡水，但我一直關注著老常的事業，老常也一直和我保持著聯系。每年舊歷臘月二十九的下午四點左右，只要門鈴響起，就一定是老常來看我了。這樣一個能吃苦肯鉆研極具親和力的好人，2012年做了一個很小的手術，卻因為肺栓塞沒能下了手術臺。把梅花表推介給許多中國工薪階層的常彥群，英年早逝。至今臘月二十九的下午四點左右，我依然期待著門鈴聲響起，可只有寒風拍打著樓門。但是，老常的精神在延續，老常的影響在延續。老常去世三年之后，2015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科目模擬試卷在“給定資料”中給出的材料依舊是近年來關于梅花表的銷售情況，以及常彥群當初的權威回答。我有時候想，是不是這就叫作“余音繞梁”？最近有朋友自冀州來，告訴我，冀州依舊和梅花制表廠保持著合作。這株異域“梅花”繼續在中國綻放，常彥群的梅花精神化做泥土滋養著它。